《甘孜日報》 2014年07月14日
考古專家考察須巴神山石刻
煙角村吐蕃時期石刻
編者按
6月7日至9日，由陜、甘、青、川、藏五省考古研究院聯合組成的“2014唐蕃古道考古探險”隊重走唐蕃古道，在世界高城石渠縣開展為期三天的探險科考活動。去年，考古專家在石渠縣發(fā)現數量較大的吐蕃時期摩崖石刻群，這一考古成果入選2013年中國十大考古發(fā)現。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吐蕃王朝研究專家張建林教授說，石渠的摩崖石刻群與西藏、青海的摩崖石刻屬同一風格，某些石刻造像還附有藏漢兩種石刻題記。為深入挖掘唐蕃古道的價值，今年，考古專家們再次走進石渠縣，試圖揭開世界高城的神秘面紗。
■ 記者 唐闖 文/圖
2014年6月7日，由陜甘青川藏五省區(qū)考古院所組織的“2014唐蕃古道考古探險”考古活動，對甘孜州石渠縣的長沙干馬鄉(xiāng)須巴神山石刻群和洛須鎮(zhèn)白馬神山石刻群、嘛呷村石刻進行再次考證。
“此次考古探險活動，就是希望有新的發(fā)現，從而加深人們對于唐蕃古道的認識。”吐蕃王朝時期與古格王國時期考古權威、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張建林希望此次石渠之行，在考古發(fā)現方面，能有所突破。
為何重走唐蕃古道？
據考古專家介紹，唐蕃古道作為連接中原和西藏的交通要道，向南延伸至尼泊爾、印度，成為“絲綢之路”南道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盡管“絲綢之路”的故事家喻戶曉，但不論是學界還是普通大眾，對這條由唐都長安通向“世界屋脊”的唐蕃古道了解得并不多。
上世紀80年代初，青海省博物館、青海省文物考古所等單位就曾組織過類似的考古活動，但之后類似的考察與研究就很少了。今年，隨著“絲路申遺”工作的逐步實施，中國西部文化線路遺產的考察與研究項目相繼啟動。
陜西“秦直道”、四川“米倉道”、川滇“五尺道”、川藏滇茶馬古道、川西民族走廊等為代表的古代交通路線考察與研究項目已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
為進一步保護和傳承唐蕃古道這一歷史文化遺產，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甘青川藏四省考古研究機構，啟動了新一輪的“2014年唐蕃古道考古探險”活動。
張建林說，文成公主從西安出發(fā)，究竟走了多長時間，是由北線還是南線進入西藏，由于缺乏確切的史料記載，仍有待于進一步的考古論證。除了解答上述疑問，考古隊伍希望能在石渠發(fā)現吐蕃時期的墓葬，進一步找到并確認唐蕃古道上的另一些道路分支、文化交流及傳播路線，從而更準確、全面地認識歷史。
據專家介紹，一般認為，唐蕃古道分為東段和西段兩部分。
東段的大體走向是：長安(陜西西安)-鳳翔(陜西寶雞)-隴州(隴縣)-秦州(甘肅天水)-河州(甘肅臨夏)-鄯州(青海西寧)。西段就是從鄯州到吐蕃牙帳(拉薩)，這是唐蕃古道的主體部分。
西段分為南北兩條支線。其中，北線是文獻記載的驛道，由玉樹經聶榮、那曲至拉薩；南線即從玉樹經四川石渠縣、德格縣，進入西藏江達縣，經察雅、芒康、林芝、工布江達進入拉薩，南線是近些年通過考古發(fā)現逐步確認的唐蕃古道的新支線。
專家們將西藏、青海、石渠等地的新發(fā)現的石刻造像地點在地圖上連成一條線，他們發(fā)現這有可能是被忽略的一條比較重要的唐蕃時期文化交流與傳播的路線。為了進一步尋找考古學上的證據，2014年6月，五省考古專家們重走唐蕃古道。
“2014唐蕃古道考古探險”活動沿著唐蕃古道西段新發(fā)現的南線重走，共有18位文博專家、學者從西安出發(fā)，歷時22天，途經5省區(qū)44處考察點，對唐蕃古道進行探險。這是我國多省區(qū)合作組織專業(yè)人員首次對唐蕃古道進行的綜合性考古探險活動。
考古隊伍為什么再次走進石渠？
根據近幾年的考古成果，鑒于石渠的特殊地理位置，連接川青藏三地。此前，考古專家們判斷，歷史上，來往此處的應該是往返唐蕃兩地的商人和使節(jié)。
從石渠的石刻內容上看，多為祈愿贊普、王朝和菩薩，鮮有世俗內容，而造石刻會花費不少時間和金錢，因此判斷石刻或為官方行為。
這些唐（吐）蕃石刻，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沿岸和雅礱江沿岸，包括石渠洛須鎮(zhèn)的白馬神山石刻、煙角村石刻以及長沙干馬鄉(xiāng)的須巴神山石刻群，共計17幅。這些石刻內容主要包括菩薩像、佛像、飛天、供養(yǎng)人、古藏文題記等。
據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席琳介紹，這些石刻造像的頭部有高筒狀的頭冠、有高三葉冠，服飾上有翻領大袍，造像風格為吐蕃樣式，這種樣式在敦煌壁畫以及西藏仍保存的石刻、壁畫中都能找到。
專家們認為，這批石刻融匯了漢、藏及尼泊爾藝術，也證明了石渠是唐蕃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連接點。該發(fā)現填補了青藏高原東部唐蕃古道研究重要資料的空白，為研究吐蕃時期佛教史、佛教藝術史、唐和吐蕃關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考古專家們表示，鑒于石渠曾是唐蕃古道的重要樞紐，曾有大量商人往來和人員生活居住，不排除沿金沙江和雅礱江發(fā)現大規(guī)模的墓葬遺址。
6月8日，天氣炎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高大倫正在手機上看一張與石刻有關的照片，提供照片的人是石渠縣洛須鎮(zhèn)的一位鄉(xiāng)干部。此前，石渠縣的幾次考古發(fā)現的線索的提供者都是當地工作人員和老鄉(xiāng)。
看了照片，高大倫不敢大意，急忙召集專家們前往石刻所在地。在洛須鎮(zhèn)的一處山溝，專家們實地考察了這幅石刻造像。造像為八臂十一面觀音，從其造型，初步判斷，非吐蕃時期造像，專家們推算該石刻造像大致為明清至近代時期的文物。
在回程的路上，在一處疑似唐蕃古墓遺址處，專家們發(fā)現了陶石，這些陶石年代久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高大倫說，它們可能成為四川省首例吐蕃墓葬發(fā)現的證據，但一切還需要進一步的科學鑒定和認證。
石渠縣還有多少未知之謎？
盡管，在此次重走唐蕃古道的科考活動中，考古專家們并未給出任何論斷，但這些新發(fā)現已開始讓參與了此次考古活動的專家和記者們浮想聯翩。
石渠考古的價值在哪里？
張建林教授已不只一次來到石渠，他說，中外學者論及“唐蕃古道”大同小異，所依漢文文獻不外唐蕃使臣往來及兩次唐公主進吐蕃相關記載。但玉樹經那曲至拉薩一線至今未發(fā)現吐蕃時期的遺跡存留。而藏、川、青一帶吐蕃佛教造像多有發(fā)現，從青海玉樹至四川石渠，再至西藏江達、察雅、芒康，南北貫通，更有林芝米瑞第穆薩摩崖碑銘、工布江達洛哇傍卡摩崖造像東西呼應，形成了一條與唐蕃古道并存的佛教傳播路線。
在照阿拉姆石刻，吐蕃風格的佛像下，記者看見用漢文刻寫了“楊二造仏也”（異形字“仏”，同“佛”）。張建林教授介紹說，漢語題記也印證了漢藏文化在此早有交流。而在西藏和玉樹地區(qū)的石刻造像也完整保留了漢藏兩種文字的題記。張建林說，這些都有力說明了，佛教傳入西藏不是單向傳播。
“在石渠，數量眾多的吐蕃佛教石刻多以大日如來造像為主尊，反映出吐蕃時期大日如來信仰的流行。”張建林認為，造像風格可以看出印度和中原地區(qū)的影響，更有吐蕃自己創(chuàng)造的“吐蕃樣式”佛教造像風格，展現出8至9世紀吐蕃吸收、融合印度、中原地區(qū)佛教文化的情況。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席琳博士認為，“照阿拉姆”、煙角村、須巴神山大日如來造像均具有吐蕃時期胎藏界大日如來造像的典型特征：造型簡約、結禪定印、身體較直、頭戴三葉冠、斜披帛帶、單尊像的座為蓮花座、蓮瓣圓潤飽滿等。
席琳認為：“這些特征與衛(wèi)藏地區(qū)同時期的胎藏界大日如來題材造像基本相同，再次證明了吐蕃時期的大日如來信仰及造像系統(tǒng)直接源于吐蕃密教，也表明吐蕃時期該題材造像在川西北地區(qū)也是十分流行的，而非只在藏東地區(qū)流行。”
考古專家們認為，從青海西南部到四川西北部再到西藏東南部這條以胎藏界大日如來題材造像為代表的吐蕃佛教造像集中分布地帶無疑也是一條重要的古代通道。
“打通”了這條重要的古代交通要道，突破了以往學術界在唐蕃古道路線研究上的局限性，必將極大地促進吐蕃時期佛教史與交通史的研究。
西藏自治區(qū)文物保護研究所考古研究室主任夏洛旺堆說，自己是第一次考察石渠的石刻造像，他認為這些石刻造像表明，歷史上，吐蕃王朝已經建立了自己的佛教信仰體系，才能如此大規(guī)模修建石刻群。
“梵像與吐蕃像，兩種風格誰先誰后？是同時并存嗎？為什么并存？為什么后來人們放棄了大日如來的信仰？”夏洛旺堆表示，接下來，自己將順著這一思路展開研究。
6月8日，考古專家離開石渠，人們開始期待石渠能繼續(xù)考古發(fā)現領域的新發(fā)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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